本文节选自权延赤的《真实毛泽东》，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与其说警卫人员的汇报影响了毛泽东的决策，不如说毛泽东从警卫人员的汇报中证实了自己渐渐形成的某些想法和判断的正确，在“人逢知己”的情况下，更多流露了自己的真实思想……
毛泽东在少年求学时，便读过“肉食者鄙，未能远谋”。领导中国革命后，他讲了“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名言。在这一点上，他与斯大林是相同的。每当与有关负责人及专家们讨论过重大问题后，喜欢就同一问题去征求普通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意见。在红墙内，他首先可以征求意见的群众便是他的警卫一中队的士兵们。
这也是运用辩证法看问题的一个必然结果。
1957年12月25日，毛泽东64岁生日的前一天，探家归来的警卫战士张木奇和张相松在向菊香书屋走去的路上，想到些什么呢？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从游泳池上来，卫士长拿了一条浴巾替他擦干身体。属于他的这条几乎快磨破的旧浴巾与属于他的这个华丽的游泳池是那么不协调，又那么毫不含糊地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主席，到点了。”
“唔，我们走吧。”
毛泽东来到丰泽园内，警卫一中队的战士们已经在那里集合等候。其中内卫班的许多战士毛泽东都能叫出名字，走过队列前时和他们随便打着招呼。也有些不曾担任内卫任务的战士，叫不出名字，便一一询问。被叫出名字的自然骄傲，不曾叫出名字的战士更激动，因为终于和他们警卫着的领袖说上了话。
毛泽东在为他准备好的藤椅旁站定了，先不坐，像连长向士兵训令一样，用高亢的声音问一句：“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
他的目光从前扫向后，便有内卫班被叫出名字的战士感到目光是对着自己来的，抢先回答：“为共产主义！” “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微笑点头，似乎很满意，用手势招呼大家坐下，自己也在藤椅上坐下。他与“最愚蠢”的“高贵者”们谈话时，内容突兀颠连且又引经据典，还不乏嬉笑怒骂，令“高贵者”们神魂颠倒，三天三夜才可能品出点“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不同味道，因而更觉自己在领袖面前确属愚者。但是，毛泽东与“最聪明”的“卑贱者”谈话时，却绝无空话玄话，句句讲究实在内容，涉及的道理一定是深入浅出，而且使用最通俗的语言，使“卑贱者”聪明得自信，聪明之后更聪明。
他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讲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未来的工业化前景。这些政治教科书和党史教材上的内容战士们是熟悉易懂的。但是，毛泽东抬起左手，用右手扳着指头说出了新内容：
“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三项任务。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做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要依靠这些来自全国各省、不同专区和县的贫下中农出身的警卫战士，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这支精锐的贴身警卫部队，转战陕北期间曾经保卫他安然生活在胡宗南的25万大军的围剿之中，始终有惊无险，头发也不曾损伤一根。现在，又将为他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再立新功。历史上，皇帝有过类似做法是为了防止宫廷政变。毛泽东将其改造了，选择一批最优秀的忠诚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战士，将全国的真实情况直接向他汇报。作为他研究问题、制定政策的参考。
毛泽东真诚坦率地讲明了这样做的意图：“你们搞社会调查，要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起初，毛泽东这样做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也是为了防止主观主义和产生官僚主义的一项重要措施。这一做法的利弊自有后人去评价，但是，不少人曾低估了这一措施的意义。特别是当毛泽东随着年事日高，身体精力衰退，不得不深居简出之时，这一措施就更加显示出其特殊意义。一位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才深有感慨地叹出一声：“唉，要是主席身边的人没有被大换班，我看‘文化大革命’未必会这样搞起来。”
当时毛泽东采取这一措施确实是联系群众、体察民情的行之有效的好方法，受到歌颂和赞赏。就在这一年，他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家探亲，听到村干部反映情况：区里来干部，搞合作化。命令全村人集合在打麦场，宣布说：“愿意跟毛主席走的，站左边，走合作化道路。愿意跟蒋介石走的，站右边，继续搞单干……”哪一个人不愿意跟毛泽东走？又有哪一个人肯跟蒋介石走？结果愿意不愿意参加合作社，都站到了左边，不能不跟毛主席走呀。
李银桥把这个情况带回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连连摇头：“怎么能这样搞法子？简单化了，这样不好。”他当即给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写信，指出这种强迫群众入社的做法会造成农民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问题，并警告说：“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不久，警卫战士高碧岑休假归来，将一份调查报告直送毛泽东手中。毛泽东帮助修改错别字和病句，这是帮助战士“提高文化知识”。改后说：“写得很好。你写的这位合作社干部，病得那么重还要带领群众搞生产，使我也受到鼓舞和教育。你代我写信问候他，问问他的病好了没有？下次回家你再去看看他。”这段话属于“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高碧岑所写这份调查报告现在仍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上有毛泽东亲笔批语：“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不久，被毛泽东亲昵地叫做“小广东”的小个子战士曾文从广东探亲归来，将一份家乡人民依靠合作社的集体力量战胜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的调查报告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在上面写了四个大字：“合作社好”！
在批示“合作社好”的同时，毛泽东先后完成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和按语。其中，引用了警卫人员口头汇报和所写调查报告中的许多事例及观点。
就在毛泽东出访莫斯科之前，连续有三四名警卫战士从家乡回来，都分别汇报了自己村里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的问题。俗话说，三人为众。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连续三四名来自不同省份、专区和旗县的被毛泽东视为“卑贱者最聪明”的士兵，竟会同时反映出“两极分化”的问题，显然表达了群众的情绪和意愿，不能不使毛泽东震动。匈牙利事件在他心中投下的阴影，苏联及各社会主义国家对“百花齐放”的忧虑和反对，党内相当数量负主要责任的属于领袖之列的人物们对反击右派的强烈要求，这一切不能不使毛泽东郑重表示：“看来，八大的政治报告要修改”，“阶级斗争还得讲，不讲不行。”
看得出，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和精锐的警卫一中队，对他的影响是随时随处可见的。
张木奇和张相松在卫士长引领下步入菊香书屋。跨入门坎，两名卫兵立刻碰响鞋跟，敬礼报告。毛泽东似乎并没留心欣赏身边士兵的虎威虎势，只把手一招，“坐，坐这里来，就坐这里。”
卫兵稍感局促地坐到毛泽东身边。伸手可及，是促膝谈心的样子。
“回来几天了？”毛泽东随便问讯着，从烟盒里抽出烟来递给他的卫兵。
“快一星期了。”张木奇不会吸烟，但也接了过来。他是农民的儿子，生活在毛泽东身边多少年，那无限崇拜和热爱的心情反而日盛一日。从宽阔的额头到下颏上的黑痣，那在农村的说法叫“顶金炉”，是大福大贵之相。
“毛主席真神哪！”他在日记中曾这样写道：“天特别热，毛主席游泳上来，我替他老人家擦身。毛主席问：‘听说河北最近旱了？’我说：‘旱得厉害。’老人家说：‘前几天不是下雨了吗？’ 我说：‘零星小雨，不顶事。’老人家眯起眼睛望望蓝得耀眼的天空，皱起眉说：‘雨总是要下的嘛。今天不下，明天不下，一星期不下透雨老天爷就该罢官了。’算起来今天正好第七天。天不亮，一声雷响把我从床上震起来，好大的雨！广播说整个华北地区下了一场大透雨……老天爷也怕毛主席罢他的官哪！”
张木奇划燃火柴，先替毛泽东点燃香烟，然后再给张相松和自己点燃。
“家里都好吧？”毛泽东吸着烟问。
“都挺好的……”张木奇回答着。当张相松讲父母情况时，张木奇认真吸了一口烟，只吸了一口，忽然觉得有股神奇的力量悄然浮上头顶，立刻产生晕眩之感。心跳也随之加速了。不好，坐不稳了。他忙熄掉烟，悄悄揣兜里，不敢吸第二口。张相松汇报中谈到村里劳力强的与劳力弱的生活有差距，并且差距渐渐拉大时，毛泽东缓缓吐着烟说：“要按劳分配，也要宣扬列宁倡导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么，就是义务劳动，不要报酬的互助……这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毛泽东的目光转向张木奇：“你父亲已经是60岁了，还能不能参加劳动？”
“农村老人闲不住，还干，算半劳力。”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毛泽东点点头，说：“你们要继承，要代代相传。”
毛泽东重新望着江苏籍战士张相松：“你们那里群众的生活水平每月大致平均多少钱？”
“十元上下吧。”
“你们曲阳是多少？”毛泽东又望张木奇。
“比他们差，五元上下吧。”
“差距是有，甚至是不小。”毛泽东沉思着说：“现在全国生活水平还普遍都低，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五元的要提高到十元，十元的也要发展，将来都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而且要逐渐消灭差距！你们的调查报告拿来了吗？”
“拿来了！……”两名士兵往出拿调查报告时，都带了“丑媳妇总得见公婆”的忸怩表情。他们尽了最大努力，他们知道自己写的不会好，他们唯一安心的是，报告里句句是实话。
毛泽东反复强调的主要要求也是：一定要说实话！
毛泽东上床已经一个小时，仍然毫无睡意。床边坐着他的贴身卫士，忠诚负责地为他按摩着两条腿。
这是在杭州的刘庄宾馆，时间是1958年元月2日上午9点多钟。
刘庄又名水竹居，原为晚清刘学询别墅，被誉为西湖第一名园。然而，背山濒水，环境幽静，对感情丰富的毛泽东来说，有时未必是好事，这样的环境有时会使人感到孤寂。
他有时会生出一种孤独感。这是绝不同于普通人的孤独感，是带了巨大政治责任和民族使命而产生的特殊意义的孤独感。
那个状似母鸡下蛋一样的中国版图时时在脑海中鲜明地浮出：两颗蛋——海南岛和台湾岛。一颗是红的，一颗是白的。
他们会从朝鲜、台湾、印度向我们进攻。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坚信事情是这样。每当他这样想时，脑子里便同时出现一个戴礼帽、穿燕尾服的“山姆大叔”的可憎形象。
“我们不是孤立的，我们的朋友遍天下！”每当毛泽东用他那高亢洪亮的声音这样鼓舞中国人民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盲目乐观，目光一刻不停地警惕着各个邻国。1949年，当他在世界资本主义的严密封锁中，别无选择地来到莫斯科时，他违心地做了许多妥协，以换取北部漫长的国境线的安全，换取反对美国和日本的保证，换取那每年六千万美元的贷款。实际上，六千万美元是以卢布支付，当他回到北京时，苏联卢布便宣布贬值20%，这一来，五年的贷款便由总计三亿美元降为二亿四千万美元！而且要付1%的利息！这笔钱还不如苏联40年代末从中国东北掠走财物的三分之一！
神圣的光环消失了。什么共产国际主义精神哟，他们其实是卑鄙、自私而不可信赖的。但是，毕竟换取了北部边境的安全！
八年过去了，毛泽东忽然发现，孤独不但依然存在，而且更甚于八年前。他有一种预感，他的预感往往是惊人的准确。他预感到北部边境的太平日子要不了多久就会结束了……
“小田，”毛泽东轻唤他的卫士，“你相信战争总有一天要打起来吗？”
“帝国主义就是要侵略么，帝国主义存在一天，战争就存在一天。” 田云玉回答。
“你怕吗？”
“怕什么，帝国主义不过是纸老虎。”
“你有这种精神很好。”毛泽东夸赞他的年轻得还带着孩子气的卫士说，“可是你想到没有，帝国主义还是真老虎呢。他有多少钢铁？我们才有多少钢铁？他有原子弹，我们没有……这仗打得就要很艰难哟！光说纸老虎是不行的，我们不强大起来，他就是真老虎了。”
“苏联也有原子弹。”
“靠不住哟……”毛泽东欲言又止。
片刻，田云玉以自己的猜测和理解，喃喃：“抗美援朝，我们去了，他们不敢去。”
“何止不敢去哟……”毛泽东嘴角淌出一丝苦笑，充满感情地望着他的卫士：“你总是讲大实话，我看我们很合得来。”毛泽东想到朝鲜战争中我们使用的苏联武器都是用市场价格付款，而且还要为苏联记者支付去朝鲜采访的昂贵生活费用，心里的凄楚和失望有时甚至超过愤怒。
田云玉眼里闪耀出激动幸福的光波。“我们很合得来”这句话，他已经从毛泽东口中听到过七八次。去年他休假回来，汇报家乡搞公私合营的情况。他搞的调查研究是属于给运动泼冷水的。因为他的爷爷是作坊主，不愿意合营，但是生产工具都被拿走了，强迫搞合营。有趣的是他的父亲，父亲是工人，对合营拍手叫好。因为他的父亲当工人后，从未沾过爷爷的光，日子过得很艰难。“我爷爷气病了。”田云玉用抱怨的口气诉说。毛泽东笑着问：“那么你呢？你站在你爷爷一边还是站在你父亲一边？”田云玉稍加犹豫，终于表示“站爷爷一边”。毛泽东怔了怔，忽尔高兴地笑了：“姑且不论你的立场，你能讲实话，这就好。我喜欢你讲实话。我看我们很合得来。”
现在，毛泽东听了实话，却笑不出来，用一种略带悲凉的语调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又是一个穷国，敌人希望我们永远穷，就是那些朋友……有的也未必愿意我们超过他们，还得靠自己哟！我们还要走很长很长的路，我们要赢得时间。像老太太那样一步一步扭不行，一般人那样走路也不行，要像比赛跑步那样，非鼓足干劲不可……”
毛泽东停下嘴，目光变朦胧，出神地追忆什么事情一样，一种慷慨愤激之情渐渐笼罩面孔：“蠢么……只会讲屁话！从1953年到现在，总是有人在那里反冒进。1954年喊，1955年喊，1956年还要喊！右派分子喊，我们有些同志也跟着喊，什么时候喊得六亿人民泄了气他们大概就舒服了……蠢么！我们不讲冒进，我们讲跃进。又是大国又是穷国，不跃进行吗？落后二百年，不跃进行吗！”
1958年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的声音高亢激励，“我们不断革命的步骤是：夺取政权，土地革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三件事是紧跟着的，两个三年当中解决了，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还是趁热打铁，一气呵成好，不要拖拖拉拉……”
毛泽东登上杭州玉皇山。每次来杭州，他总要搞搞爬山运动。还曾在玉皇宫里抽过签，签上说他“威命不可挡”。
当他俯瞰山下的八卦田时，心里在想什么？想到南宋皇帝祭先农时亲耕籍田的情景？还是想到山下的大火，卫士的窝头？……
1953年底到1954年初，毛泽东在杭州住了4个月没有露面，报纸上说他在“度假”。美国特里尔所著《毛泽东传》推测这是由于“高饶事件”给毛泽东带来“严重心理创击”，“他确实需要 ‘休息’一下”。
这完全是主观臆测和想当然。
毛泽东在杭州是在起草和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卫士封耀松回忆说：“那段时间主席比在北京忙累多了，生活规律全打破了，有时二三天不肯睡一个好觉，这哪里是度假啊？我们怕他累垮了，就硬拉他去爬山……”
就在这期间，毛泽东有一次刚爬上山顶，身边的女摄影师侯波忽然指着山下某一处尖叫：“哎呀，房子着火了！”
毛泽东蓦然回头，望见了那座茅草和苇席搭起的棚屋。这种茅屋没有砖瓦，火一燃起便无法救，茅屋里的人只抱出行李，便围住静观那火，没有谁试图去扑灭。
毛泽东凝望片刻，出人意料地大声说：“着火好，烧了好，烧光了好。”
侯波惊讶地问：“烧了房子怎么还好？”
毛泽东胸脯微微起伏着，带着感情说：“不烧掉他就总安于现状，总住茅草房，他就不会发奋去盖一座砖瓦房。”
不破不立，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的哲学思想。
可是，侯波发表了异议：“烧了他住哪里去呀？他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呀。”
毛泽东望着侯波，怔了怔。显然，在他冲动的时候，没有细想这个问题。他又将目光缓缓转向轰然烧塌的茅草房，嘴角抽了抽，高亢的声音变成了沉落的喃喃声：“是呀，你说得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他到哪里去住呀？他还盖不起砖瓦房……”
山下余烟袅袅，毛泽东沉思着久久不曾言语。当然，他想的决不是一座茅草房，他想的是新建立在废墟上的一穷二白的共和国。
以后，毛泽东每年都要在杭州住一段时间，他仍然爬山，每年爬山都要朝烧光了的茅草房那里投去凝思默想的久久注目。那涂炭之处再没有起来任何房屋，但是不远处却悄悄地冒出了几座铺了瓦的土房。
这是那烧了茅屋的人家重盖起来的房吗？即便是，毛泽东也深感失望。这铺了瓦的土房比他理想中的房屋毕竟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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